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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发展“数字地球”的战略和策略

    徐冠华认为，应把“中国数字地球计划”或“数字中国计划”作为国家的战略计划提到日程上；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基础设施，是信息时代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科学研究问题，也是工程问题，还有政策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科技部或中国科学院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务院做出决策；目前需要做的事有：1）动员社会来关注有关“数字地球”的问题，2）中科院联合各有关部门召开一次有关“数字地球”的研讨会，3)在1999年召开一次“数字地球”的国际研讨会；4)建立“数字地球”的科技论坛。

    陈述彭认为，1）对地球科学观测、数据共享的问题应优先列入议程，通过政府协调，采取重要政策，分期处理、制定统一标准规范，制止乱收费现象，逐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2）积极制定真正“数字地球”的政策方针，主动参预，明确数据上网的保密程度，有所为，有所不为，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3）应该支持地学的应用基础项目，加强从数据变成信息、信息变成知识的能力建设，鼓励地球动力学模型应用；4）进行包括远程教育和决策支持在内的虚拟环境建设。孙枢认为，实践证实，以国家的需求和科技方面的需求带动学科的发展充满了生命力；发展数字化地球也应该走这样的途径，要有军事上应用的目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应用的目的，科学的需求，以及人文、文化和生活当中应用的需求来牵动它的发展；而且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把这项工作一步一步展开；在实现数字化地球目标的过程中，数据共享是它的关键之一。

    陈俊勇认为，我们要发展“数字地球”，关键是要发展中国在知识经济当中最薄弱的环节部分，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地理空间数据基础设施，这个设施要同我们知识经济中的其它设施（如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一样，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李德仁认为，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是国家的信息基础，也是国家空间数据设施的基础，而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又是“数字地球”的基础，发展“数字地球”必须首先发展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汪成为认为，美国“数字地球”的出现，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制定国家战略，确保宏观调控总体应用；分析实际需求，按轻、重、缓、紧逐步实施；整合技术支撑。

    杨凯认为，建设中国的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是中国实现“数字地球”的前提；关于“数字地球”的内涵，大概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给出一个定义，它包罗的范围非常广，但可行性比较差；另一种是比较现实的；从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抓起，如果全球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没有建成，“数字地球”就是空想。刘纪远认为，“数字地球”的内涵非常广泛，应当在现有的基础上找到一个切入点，既要结合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能够有可行性地做起来，不管叫试验田也好，叫示范也好，我们现在提了这样一个题目，叫做：中国重大资源环境问题的迭代过程、数字重建、预测与科学决策研究。

    李树楷认为，我们如何做这个“数字地球”，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都应该有战略目标；同时必须要有国家目标和科学技术目标。黄签认为，“数字地球”可操作性如何是一个疑问；现在数据库的数据完全是海量的，海量的数据搁在那里，没人敢动；另外，美国也做、欧共体也做、大家都做的话，做几个“数字地球”？怎么个做法? ，这里面有很大问题；所以，要保留一部分人去跟踪前沿，另外大部分人仍然还是要在常规的3S技术之下，解决一些与国民生产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问题。王其文认为，戈尔的说法是挺确切的，而我们的理解过分了。或者我们往这个“筐”里塞的东西过多；实际上，戈尔的“数字地球”，除了应用的潜力以外，基本内容还是把与空间、地理以及有关方面的数据收集好、整理好，供大家方便地查阅，供好多学科去应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工程，至于它的应用潜力可以举好多种，不应该完全把这些应用潜力涉及的（包括经济模型等）放进“数字地球”这个“筐”中。

四、“数字地球”核心思想的历史必然性

    如果认为“数字地球”的核心思想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整体性地解决地球问题（与空间位置相关的问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的话，通过以下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核心思想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从政治经济背景看，冷战结束后，世界的重心由苏美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全面对峙变为政治多极、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占有主导地位；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由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逐步地向知识经济过渡，知识经济最大的特点是：不依赖于自然资源，而是以人为本，依托于信息资源，而信息资源的65～80%部分应当与“数字地球”有关。从认知思想背景看，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从数字、文字、文章、文化和从部落、公社、国家这样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又重复这个过程，即数字、文字、图像、图形；网络应用是从主页到数字政府；从独建独用，到共建共享；人类认识地球的角度和范围从图形、地区、国家、再到“数字地球”。从技术背景看，“数字地球”最直接相关的六个方面：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遥感、GIS、GPS都发展很快，也逐步与全球化连在一起，地理信息逐步进入信息技术的主流，而信息技术又是知识经济的主体；国家级、地区级和全球性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SDI，RSDI，GSDI），是“数字地球”的一个核心，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也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积累了海量的建立“数字地球”所需的原始数字化数据和相应的资料，这包括无以数计多种比例尺的各类数字化地理基础图、专题图、城市地籍图；所以“数字地球”反映的核心思想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管戈尔提不提出来，这个东西迟早是要出现的。

    “数字地球”只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用数字化手段处理地球问题是本质，是必然趋势。中国地学界最近几年就这方面的名词问题先后有6、7个提法，如：地球信息科学，地球信息技术，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地理空间信息科学等，基本上是想体现这方面的意思。为什么戈尔的说法能够引起轰动呢？除了名人效应和他的战略眼光外，他的这个说法没有学究味，没有“科学”、“技术”这样的词在里面。再回头看戈尔的另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重大概念的特点。在1981年，当时还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戈尔在美国科学与电视艺术研究院的一次讲演中，首次提出了目前风靡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Highway）概念[11]，从而开拓了后来成为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骨干部分的互联网经济(Internet Economy)。但是，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也是最近几年才被普遍接受和使用。高速公路，北美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50年代在北美就有了。在1981年，他把这个概念延伸了一下，于是，这个概念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地球，所有的人都知道是什么，然后再加个“数字”在上面，很通俗，没有学术上的完整性，但反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

    提出“数字地球”概念的戈尔（AL Gore）是美国第四十五任副总统[11]，毕业于哈佛大学，生于1948年，负责美国航天和科技方针政策领导工作。戈尔的父亲Albert Gore也是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会议员[12]，于1998年91岁时去世。在1956年，Albert Gore作为议员独个提出了“洲际高速公路”提案，并获得了议会通过。这个提案是计划在美国建立七万多公里的连通各洲的高速公路，戈尔在1998年悼念他父亲的文章里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作努力[12]。从父亲Albert Gore到儿子AL Gore，从“高速公路”到“信息高速公路”与“数字地球”，血缘和创意思想的一脉相承不能不使人隐隐约约地感触到一种必然的东西。

五、有待进一步研讨问题

    有关“数字地球”的一些问题，目前仍然还有待进一步研讨，这主要涉及到以下一些方面：

“数字地球”的内涵

“数字地球”的数据、信息源

“数字地球”的数据更新

“数字地球”的数据标准和互操作

“数字地球”的支撑技术

“数字地球”的用户

“数字地球”保密原则

“数字地球”的应用领域

“数字地球”的意义

“数字地球” 的创新性

“数字地球”与RS、GIS、GPS等学科的关系

“数字地球” 与NII、NSDI、RSDI、GSDI的关系

“数字地球”的技术和科学背景

我国建设“数字地球”的基础

我国“数字地球”建设的总体框架设计

我国建设“数字地球”的战略和策略

我国建设“数字地球”的规划

是“数字地球”还是“数字中国”更合适？

“数字地球”是新的方向还仅是时髦名词？

六、结束语

    一年来，美国和中国方面对于戈尔的“数字地球”创意的反响还是十分积极和稳重的。美国目前总体上仍然在“数字地球”的框架规划和设计等阶段，只有一部分较少的资金用在与“数字地球”的组成部分相关的技术工作上。中国目前总体上处于“数字地球”的战略研究阶段。但是，其它国家对“数字地球”的反响不象当年对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和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NSDI）那样积极。

    “数字地球”虽然是一个新概念，它涉及到的大部分理论、技术、数据和应用都与现有的直接相关。它不仅部分地需要全新的理论、技术和应用，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地球”与现有的相关工作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从更高的层次、系统论和一体化的角度来组合和应用已有和正在发展的理论、技术、数据和能力（含人员、软件、硬件），从而更广泛地、更深入地、更有效地、更经济地为社会提供服务。

    可以说，“数字地球” 创意本身没有先决的东西，它为大家提供的不是一台仅供欣赏的好戏，而是一个可以演出好戏的大舞台！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最终是否有戏，是否有好戏大戏，还不同程度地依赖于围着这个舞台有意无意地期待着演戏和看戏的每一个人！